住了眼泪。

　　正月初五日，初掌权柄的嘉庆帝下了一道旨意，内容如下，“皇祖皇考御极以后，俱颁诏旨求言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敝，若仅一二人之言，即使至公，亦不能周知天下之事，况未必至公，”为此，“通行晓谕，凡九卿科道，有奏事之责者，于用人行政，一切事宜，皆得封章密奏。”

　　改朝换代，嗣皇帝下诏求言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但这个抄本来自左都御史吴省钦，而且在‘九卿科道’和‘用人行政’这八个字旁，用红笔加了圈圈，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味了。

　　吴省钦和乃弟吴省兰都是和珅门下的走狗，其中吴省兰因为和珅的关系，做了《四库全书》的总校勘，后来又升做国子监祭酒，礼部侍郎；吴省钦则做到左都御史，为其钳制言路。

　　这一次皇帝遣人送来的上谕，又在九卿科道和用人行政八字旁打了圈圈，显见是在暗示九卿科道，不妨对把持朝政的大臣发动攻击。

　　和珅倒并不怕，他和皇帝的关系不坏，加以有固伦公主在，不会有什么大祸事，例如那一天，治丧大员的名单，故意漏掉自己的名字，皇帝不是立刻就指了出来？由此可见，皇帝没有罢黜自己的意思，不过要像从前那样大权独揽怕是办不到了。

　　但和珅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式，正月初五求言旨下，初六就有人上奏了，一个叫王念孙，一个叫广兴，分别是吏部和刑部的给事中，都是大有来头，前者是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子，八岁做文章，十岁读完了《十三经》，被人誉为神童；乾隆四十年点翰林，学问渊博，久为乾隆所重视。

　　在他的奏折中，并非弹劾和珅，而是奏陈‘剿贼六事’，不过第一条就是责备和珅，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，欺蔽太上皇，以致川楚教匪如此猖獗——而这种看法，与皇帝完全相同。

　　另外一个是广兴，他是大学士高晋的幼子，也就是慧贤皇贵妃高佳氏的外甥，虽然是旗人，但笔下很来得，他的封奏除和珅之外，兼劾大学士苏凌阿、礼部侍郎吴省兰、兵部侍郎李潢、太仆寺正卿李光云，这些人都是和珅一党；在封奏中说和珅在蓟州的坟茔设享堂、置隧道，当地百姓称之为‘和陵’。

　　这两份封奏都没有发交军机处，和珅就觉得有些不妙，但内廷的线索都断了，养心殿、乾清宫的管事太监都换了人，无从打听消息，不过聊可自慰的是，若果这两个人参他，罪名一定不轻，皇帝不办自己的罪便罢，要办一定要查抄家产，那就一定要招刑部尚书和步军统领衙门，当面有所交代；偏偏这两个衙门的堂官都未曾进宫。

　　他不知道的是，嘉庆将对付和珅一事，完全当做家务来处置，只和三个人商量，分别是仪亲王、成亲王，还有一个是皇帝的女婿，新派在御前行走的科尔沁郡王额驸，名叫索特纳木多布齐。

　　君臣四人议定，由仪亲王和成亲王宣旨收捕，同时朱笔密谕两道，一个给刑部尚书董诰，一个给管理步军统领衙门的定亲王绵恩。经过一天的部属，正月初八的一早，和珅刚刚到军机处，便有苏拉来报，“仪亲王驾到。”

　　亲贵是很少到军机处来的，此事显得有些突兀，和珅还不知道如何处置，一个侍卫已经掀起门帘，仪亲王昂然直入，开口就问，“福长安呢？”

　　坐在里面的福长安答应一声，“在这里。”

　　“有上谕。”身为，仪亲王走到屋子中间，面南而立，这是正式宣旨，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朝北跪了下来。

　　于是仪亲王把上谕展开，朗声念到，“科道列款纠参大学士和珅，户部尚书福长安，情罪甚重，着即革职，拿交刑部，并派仪亲王永璇，成亲王永瑆，大学士王杰，刘墉、前任大学士刑部尚书董诰，兵部尚书庆桂，公同会审，议罪具奏，钦此！”

　　宣旨完毕，照例还要‘谢恩’，但魂飞魄散的和珅和福长安哪里还想得到此？仪亲王自然也不会和他们计较，只向带来的四名乾清门侍卫做了个手势，管自先走了。

　　从乾隆驾崩到和珅被逮下狱，不过五日光景，大清有史以来权臣被祸之速者，未有过于和珅者。(未完待续。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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