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了眼泪。
正月初五日,初掌权柄的嘉庆帝下了一道旨意,内容如下,“皇祖皇考御极以后,俱颁诏旨求言,兼听则明,偏听则敝,若仅一二人之言,即使至公,亦不能周知天下之事,况未必至公,”为此,“通行晓谕,凡九卿科道,有奏事之责者,于用人行政,一切事宜,皆得封章密奏。”
改朝换代,嗣皇帝下诏求言,这不是什么新鲜事,但这个抄本来自左都御史吴省钦,而且在‘九卿科道’和‘用人行政’这八个字旁,用红笔加了圈圈,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味了。
吴省钦和乃弟吴省兰都是和珅门下的走狗,其中吴省兰因为和珅的关系,做了《四库全书》的总校勘,后来又升做国子监祭酒,礼部侍郎;吴省钦则做到左都御史,为其钳制言路。
这一次皇帝遣人送来的上谕,又在九卿科道和用人行政八字旁打了圈圈,显见是在暗示九卿科道,不妨对把持朝政的大臣发动攻击。
和珅倒并不怕,他和皇帝的关系不坏,加以有固伦公主在,不会有什么大祸事,例如那一天,治丧大员的名单,故意漏掉自己的名字,皇帝不是立刻就指了出来?由此可见,皇帝没有罢黜自己的意思,不过要像从前那样大权独揽怕是办不到了。
但和珅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式,正月初五求言旨下,初六就有人上奏了,一个叫王念孙,一个叫广兴,分别是吏部和刑部的给事中,都是大有来头,前者是吏部尚书王安国之子,八岁做文章,十岁读完了《十三经》,被人誉为神童;乾隆四十年点翰林,学问渊博,久为乾隆所重视。
在他的奏折中,并非弹劾和珅,而是奏陈‘剿贼六事’,不过第一条就是责备和珅,于各路军报任意压搁,欺蔽太上皇,以致川楚教匪如此猖獗——而这种看法,与皇帝完全相同。
另外一个是广兴,他是大学士高晋的幼子,也就是慧贤皇贵妃高佳氏的外甥,虽然是旗人,但笔下很来得,他的封奏除和珅之外,兼劾大学士苏凌阿、礼部侍郎吴省兰、兵部侍郎李潢、太仆寺正卿李光云,这些人都是和珅一党;在封奏中说和珅在蓟州的坟茔设享堂、置隧道,当地百姓称之为‘和陵’。
这两份封奏都没有发交军机处,和珅就觉得有些不妙,但内廷的线索都断了,养心殿、乾清宫的管事太监都换了人,无从打听消息,不过聊可自慰的是,若果这两个人参他,罪名一定不轻,皇帝不办自己的罪便罢,要办一定要查抄家产,那就一定要招刑部尚书和步军统领衙门,当面有所交代;偏偏这两个衙门的堂官都未曾进宫。
他不知道的是,嘉庆将对付和珅一事,完全当做家务来处置,只和三个人商量,分别是仪亲王、成亲王,还有一个是皇帝的女婿,新派在御前行走的科尔沁郡王额驸,名叫索特纳木多布齐。
君臣四人议定,由仪亲王和成亲王宣旨收捕,同时朱笔密谕两道,一个给刑部尚书董诰,一个给管理步军统领衙门的定亲王绵恩。经过一天的部属,正月初八的一早,和珅刚刚到军机处,便有苏拉来报,“仪亲王驾到。”
亲贵是很少到军机处来的,此事显得有些突兀,和珅还不知道如何处置,一个侍卫已经掀起门帘,仪亲王昂然直入,开口就问,“福长安呢?”
坐在里面的福长安答应一声,“在这里。”
“有上谕。”身为,仪亲王走到屋子中间,面南而立,这是正式宣旨,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朝北跪了下来。
于是仪亲王把上谕展开,朗声念到,“科道列款纠参大学士和珅,户部尚书福长安,情罪甚重,着即革职,拿交刑部,并派仪亲王永璇,成亲王永瑆,大学士王杰,刘墉、前任大学士刑部尚书董诰,兵部尚书庆桂,公同会审,议罪具奏,钦此!”
宣旨完毕,照例还要‘谢恩’,但魂飞魄散的和珅和福长安哪里还想得到此?仪亲王自然也不会和他们计较,只向带来的四名乾清门侍卫做了个手势,管自先走了。
从乾隆驾崩到和珅被逮下狱,不过五日光景,大清有史以来权臣被祸之速者,未有过于和珅者。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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