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，你自称是三农研究会的会长，这么说你并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？”

　　杨晓辉慌忙解释：“我以前是发起过这样的机构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跟一些同学发起成立了三农研究会，三农研究会的宗旨是‘发展农村经济，保护农民利益，提携农村青年’。

　　当时，我们的会员有几百上千人之多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。我们组织三农志愿者，到农村调研，体验农村生活，报导农民呼声，我们的影响很大，许多高校都建立了三农研究会，一些老教授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言支持我们的行动。但是现在，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，早就不再从事三农研究会的工作了。”

　　徐虹接着问：“为什么你放着深圳劳工服务部的身份不说，非要说你以前在大学的身份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以前的名头比较响亮？”

　　杨晓辉说了实话：“我这样做，其实都是张锋教的。他说，我的劳工服务部主要是为城市打工者服务，又是在深圳大城市，而大张村的张大伯是在归德市的农村，两者离题太远，不容易说动你，如果换成三农研究会就合理多了。”

　　徐虹：“你一直在深圳工作，怎么会突然想到来归德农村替老农民维权呢？该不是也是张锋建议的吧？”

　　杨晓辉：“可以说是。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，我虽然在城里工作，但一直关注农村农民的新闻。大张村村民起来抗争后，网上传得很厉害，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。刚开始我只是在内心支持他们，没有想着亲自跑到大张村给村民维权。张锋极力邀请我出面替张大伯维权。

　　张锋和我都关注农村农民的生活，都想替农民做点事，但是，我们也有分歧。

　　我认为农民工就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根本点。留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农民的收入现在主要靠打工。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定居，当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地位越来越相等时，农民的命运才会真正改变，三农问题才会真正解决。

　　张锋则认为，无论国家如何发展，国家进步的原动力还是在农村和农民身上，只有农民富裕了，国家才是真正富裕了，只有农民的地位真正提高了，国家才是真正文明了，农民就是国家发展的那块最短板。

　　他说，大张村事件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是，这是农民自发改革自我决定命运的新起点，也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原动力。我们如果给这些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，无形中会给三农问题的解决增添力量。

　　虽然我不赞成他的观点，我还是听了他的建议，毕竟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，是有益的，我们为张大伯的抗争精神深深折服。”

　　徐虹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，她没有在农村生活过，体会不到农村青年对农村和农民的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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